但是，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官員表示，政府開微博，尤其是官員開微博，難度卻比想象的要大一些。

　　2011年11月16日，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榆林子小博士幼兒園一輛運送幼兒的小客車(核載9人、實載64人)，由西向東行駛至一組磚廠門前路段時，與由東向西行駛的重型自卸貨車發(fā)生正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兒19人)，43人受傷。據初步調查，原因是小客車嚴重超員，在大霧天氣下逆向超速行駛，導致事故發(fā)生。官員A在微博開通的第二天，對車禍表示很痛心。沒想到有網友卻在回復中將之抨擊成“不作為”，甚至指責她“作秀”。這讓她覺得說不出的委屈。有一些官員，因此得了“微博恐懼癥”，不敢隨便開通微博。

　　官員B是開通官員微博的典范之一。在開通微博以后，B每天一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微博留言，并將有用微博留言作批示，并轉交相關部門按時處理。經過“篩查”，從網絡上脫身而來，再在行政體制內解決一些問題，然后，再反饋到網絡上。B在網絡和現實政治生活中“有效”切換，從而實現網絡問政。他的這種及時跟進、及時反饋的行為受到群眾的好評，其微博的關注度也直線飆升?？墒牵S之而來的是，面對海量的信息留言，B也愈發(fā)的感覺到力不從心。

　　對此，專業(yè)人士分析：“那么多微博，每個微博上都有不同的問政信息，信息沒有有效收集、匯總和分析，就容易流于瑣碎，難以歸納市民的關注熱點和細分的需求”。該人士認為，網絡發(fā)言人平臺以及其他渠道也有相當多的問政信息，雖然有機制保障問政效率及效果，但各平臺之間不實現共通，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和低效利用。

　　官員C說：“掌握國家機密的公職人員，有可能不自覺地談論本職秘密。為此，有必要規(guī)定：現役軍警人員、涉密機關人員、黨和國家高級干部，不得開私人微博。”

　　5.作為新的資訊平臺，個人微博以及對于政府微博的評論本身缺乏權威性，如果利用不當很容易變成謠言的溫床。另外，“臟”的問題也影響微博正面作用的發(fā)揮，有人說微博已淪為“罵場”，語言暴力借助微博已呈泛濫之勢，雖說這種觀點以偏概全，但以此為代表的微博負面作用不容小視。

　　網絡水軍也已是網路問政的一大問題。全國政協(xié)十一屆四次會議新聞發(fā)言人趙啟2日給 “網絡水軍”畫了個像：有些人隱身于普通網民中間，發(fā)帖留言，其背后有機構利益。他制造假民意，目的是左右輿論，誤導受眾，甚至影響政府決策，值得注意與警惕。王元成代表舉例說，“網絡公關公司組織‘水軍’為參選人刷票”，“網絡推手煽動公眾輿論干擾司法案件、左右案件調查和審判”等情況越來越多，有些事件甚至誤導了政府的相關決策。 翟惠生委員說，“網絡水軍”制造的虛假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混淆視聽，對廣大網民的誘導力很強，不僅給政府通過網絡集納民意帶來麻煩，影響政策決策的執(zhí)行力、貫徹力，而且容易造成網民的認知錯位和對政策的抵觸，以致影響社會心態(tài)和社會情緒，而這兩者恰恰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

　　網絡問政還隱含著來自國外的危險。例如2009年的伊朗大選，一些西方國家的媒體和政治勢力就借助于Twitter大肆散布謠言，宣揚總統(tǒng)競選存在嚴重舞弊行為等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引發(fā)伊朗政治騷亂。這次政治危機被《時代》周刊稱為“Twitter革命”。

　　6.2011年4月22日，復旦大學“輿情與傳播研究實驗室”發(fā)布了我國第一份《中國政務微博研究報告》。統(tǒng)計顯示，截至2011年3月20日，中國目前已有2400余個政務微博，全國范圍內共有實名認證的政務機構微博1708個，政府官員微博720個，覆蓋中國大陸所有省級行政區(qū)域，“微博問政”已漸成政府信息公開新趨勢。政務微博在全國范圍內呈現出蓬勃發(fā)展之勢，推動著政務發(fā)展進入智能化時代。

　　上海政務微博建設的意識比較強，機構、官員與本市網民互動程度較高。據統(tǒng)計，截止 2011年3月20日，上海市共有實名認證的政務機構微博賬號4個，政府官員微博賬號140 個。新民網“上海灘微博”開設“政務互動”專欄，首頁強調“上海政務互動平臺——人民智慧最給力”，列出較為完整的上海市政府機關及官員微博列表。此外，專設“政府發(fā)布”、“我想對政府機構(官員)說”、“政府回應”等頁面發(fā)布欄，適時統(tǒng)計更新政府機構、官員微博發(fā)布情況以及網友回復情況。2011 年上海兩會期間，微博作為人大代表與市民的網絡互動平臺，展現了良好的溝通效果。如人大代表裴蓁，在兩會期間在上海灘微博建立“微圈”與網友互動，甚至為其排憂解難，吸引了眾多粉絲，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另一位人大代表“柏阿姨”柏萬青，擔任的微博調解員角色也被網民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