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科大學生偏愛搞笑

    “惡搞班劇” 營養(yǎng)還是垃圾

    曹操：我方還剩多少人馬？

    蔣干：只剩物理學院的學生那么多了！

    曹操：哈哈，天無絕人之路啊，我們尚可一戰(zhàn)，再探！

    蔣干：哎呀！主公不好，我方人馬只剩物理學院的MM那么多了！

    曹操（跌坐）：看來只能速速北歸了，快快再去打探！

    蔣干（一會兒，干回來伏曹身上痛哭）：555……

    曹操：如何？

    蔣干（哽咽）：主公，我方兵馬只剩物理學院的PPMM（就是漂亮MM之意）那么多了！

    曹操（仰天長嘆，痛不欲生）：嗨，這樣說來，我方已全軍覆沒了……

    《三國演義》的著名片斷已經(jīng)面目全非。這雷人的惡搞，來自北京某高校物理學院的一個班劇《赤壁之戰(zhàn)》，參與編排的男生胡亮鈞今年大三，至今未找到女朋友。胡亮鈞覺得，“惡搞班劇”就是對自己大學時代“一把辛酸淚”的另類概括。

    女友難尋覓 班劇來調(diào)侃

    胡亮鈞對理工科院校男女比例失衡一直耿耿于懷。他的QQ簽名上寫道：“我的意中人是個絕色大美女，終有一天她會騎著噴火的恐龍來嫁給我，可是我看見了她的坐騎，卻沒有看見它的主人……”

    而在胡亮鈞身邊，類似的夢想成為“雙截棍”卻始終停留在“光棍”階段的哥們兒，大有人在。胡亮鈞和幾個同學一琢磨，便把這種不滿編進了自己班的班劇《赤壁之戰(zhàn)》里，于是就出現(xiàn)了開頭的一幕。

    盡管女生們紛紛對男生這種“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行為表示強烈鄙視，但由于男生在數(shù)量上占絕對優(yōu)勢，所以《赤壁之戰(zhàn)》拿到系里演出那天，“笑果”極好，用胡亮鈞的話說，“一百多匹狼，笑起來差點兒把教室屋頂掀了！”而那天負責拍攝視頻的同學，由于笑得直不起身，最后拍出來的視頻也東歪西扭的……

    可即使這樣，這個視頻被放到學校論壇上之后，點擊率仍然超高。一名男生表示，這個班劇讓他特別有共鳴，“因為生活中就是這樣，在我們學校一個女生只要五官各就各位，那么男生絕對是隨她挑隨她甩……”

    胡亮鈞為筆者羅列了一系列各班曾經(jīng)編成班劇的題材：如何與樓管阿姨周旋潛入女生宿舍、如何應對野蠻女友、如何掛科逃課考研等等，只要是大家身邊的真實故事，他們都會信手拈來排成班劇。

    有一次，胡亮鈞在去食堂的路上看見一對吵架的情侶，女生在大聲訓斥男友之后，抓住男友的頭發(fā)往電線桿上猛撞，然后揚長而去。那個慘遭暴力的可憐男生在眾人圍觀中仰天長嚎：“為什么，這是為什么！”這搞笑而經(jīng)典的一幕給胡亮鈞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就編了一個小班劇《孫二娘進×大》，把理工科校園“女權時代戀愛”的圖景勾勒得活靈活現(xiàn)——據(jù)說笑噴了很多人。

    盡管在劇本上，胡亮鈞常常借用經(jīng)典的名著橋段做“外殼”，但其內(nèi)容無一不是針對校園中的小事兒進行善意的嘲諷。“經(jīng)典”與“無厘頭”這種強烈的對比，使得惡搞班劇在校園里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追捧。

    笑話一籮筐 班劇來重現(xiàn)

    主持人：班長、支書，來說說你們的昨天、今天、明天吧！

    支書：送走學長迎新人，大二同學抖精神，推研情況挺鬧心，數(shù)理方程累死人。謝謝！

    班長：累死人你謝它干啥？

    臺上煞有介事地表演著，臺下的已經(jīng)捂著肚子笑出了眼淚，喝彩聲起哄聲起伏不斷——這不是崔永元和趙本山在春晚的節(jié)目，而是清華大學材料系頗為經(jīng)典的一部惡搞班劇——《昨天今天明天》。這個戲自2003年出爐以來，一直火到現(xiàn)在，成為了清華大學班劇的“標桿”。

    《昨天今天明天》這個班劇“山寨”了趙本山的經(jīng)典小品形式，將團支書和班長的生活植入訪談，用“東北腔”和“互相損”的傳統(tǒng)，把學生學統(tǒng)計、學材料科學的苦水吐了個干凈，而大一不讓帶電腦只能蹭機房的經(jīng)歷、社會工作和學習難以平衡的現(xiàn)象等等都被幽默了一把。

    因為學習壓力本來就很大，學生們自導自演的“惡搞班劇”就成了大家宣泄緊張情緒的一種渠道。

    大三男生王旭把校園附近的“叮當快餐”（外賣）和大學生的“宅人生活”也編進了《昨天今天明天》的班劇版本里。原來，王旭班上有個男生經(jīng)常在宿舍里一宅就是一整天，一日三餐幾乎全靠“叮當快餐”解決，是校園里的“發(fā)霉級宅男”。盡管舞臺上沒點宅男的名，但臺下那個男生一下子就意識到是在說自己，又好氣又好笑地大聲抗議，而同學們早已笑做一團了。

    清華理工班劇這種“蔫兒壞”的惡搞傳統(tǒng)，被材科系06級學生于超繼承并發(fā)揚光大。他主創(chuàng)的班劇《材科傳奇》同樣走寫實路線，極盡搞笑之能事，在校園里很有些“粉絲”。

    “我班里有個喜歡偷零食的男生，總是借故到各個宿舍串門，和人講話的同時，順手就將同學的食物全部占為己有。于是我就把他拍進了班劇里。”于超笑著說，“我拍他的時候你猜他怎么說？一見我拿著一兜子的零食，他就眼放綠光地說：導演，要不今晚先算彩排。”

    于超甚至把自己作為原型也編進了班劇里——有一個胖男生體育總不及格，兩個朋友就把他的自行車放了氣，逼他每天跑步。“這是為了感謝兩個經(jīng)常陪我跑步的朋友。”于超不好意思地說，調(diào)侃，其實也是一種溫情。

    電影大解構 笑中帶辛酸

    用自己的表演來制造惡搞的情境，在有的學生看來，還不夠過癮。“惡搞電影”，也是一種班劇形式。

    “惡搞電影”的風格類似于《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就是由創(chuàng)作者消去電影原音，配上自己的臺詞，通過剪接造成與原版畫面一樣，意思卻截然不同的反差效果。不同之處在于，學生們往惡搞片里灌輸?shù)亩际亲约盒迈r的大學生活，體現(xiàn)了大家的奇思妙想，看起來趣味盎然。

    薛鯤是一所部屬重點大學的學生，別看他才上大二，卻已經(jīng)參與制作了系里兩部“惡搞電影”的小短片。這個嘻嘻哈哈的小男生上中學的時候就喜歡把身邊的滑稽和荒唐“連成段子”，但他引起的哄笑無數(shù)次破壞了課堂紀律經(jīng)常讓老師頭疼。上了大學，沒了那么多約束，薛鯤憋足了勁兒想做點兒真正有意思的東西。

    薛鯤下手折騰的第一部電影，是美術片《小蝌蚪找媽媽》。在他的解構下，片子成了《小蝌蚪找關系》。片中的小蝌蚪是一群“想通過關系找工作的大學生”，但是找了許多人都碰壁而歸，因為“關系淺，難辦事，沒機會”。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位高權重的遠方親戚蛤蟆大嬸，工作的事情才有了點眉目。這個片子的靈感，來源于薛鯤身邊那些為了找一份工作焦頭爛額卻苦于沒有機會的師兄師姐，他們的遭遇讓薛鯤覺得難過又彷徨。片子完成以后，在同學們中很快風傳開來，薛鯤覺得，“也許是觸動了許多人的心事吧。”

    有時候薛鯤也會遠離這些沉重的話題，因為“描述沉重，只會讓人更沉重”。薛鯤最近在忙活的片子，是惡搞的《三槍拍案驚奇》，風格偏向搞笑。這將是一個“面條制作技術學院”的學生會主席發(fā)現(xiàn)自己財物被盜，而后發(fā)動各種關系進行追蹤的故事。之所以以學生會主席作為“主角”，是因為薛鯤覺得這些混學生會的人在校園里很吃香，遇到什么問題，總能找到各路高人相助。雖然劇本還在籌劃階段，但是身邊已經(jīng)有好幾個同學要搶著預訂“配音演員”的角色了。

    惡搞的班劇 營養(yǎng)or垃圾

    每當一個新的惡搞或幽默班劇誕生的時候，大家總是會被身邊有創(chuàng)作天分的同學天馬行空的想象和無拘無束的行為所驚訝，然后狂笑，繼而折服。對于學生們來說，即使這只是一場無關邏輯道德和思想包袱的全民娛樂，他們還是決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這些都純屬自娛自樂，也許我們的確是不夠尊重經(jīng)典，可是大家高興不就好了嗎？”薛鯤從不否認自己的“膚淺”，但也從不否認自己對于惡搞劇的熱愛。

    對于學生們來說，經(jīng)典反用的這種惡搞形式有時也讓人有一種莫名的“小得意”，感覺高高在上的經(jīng)典也充滿了喜劇效果。胡亮鈞說：“惡搞的班劇就是一種流行，如果我們一本正經(jīng)，每句話都向原著致敬，那也就沒人愛看了。”

    而事實上，年輕人的惡搞早已有之，并不為中國獨有。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張教授說：“這個問題有一個后現(xiàn)代的背景。年輕一代的反叛惡搞，對現(xiàn)有秩序的顛覆，對主流或經(jīng)典的解構，在大眾文化里是很流行的。”

    上世紀70年代，美國嬉皮士運動的興起，就是人們反叛意識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產(chǎn)物。張教授解釋，在社會學和文化學的概念里，這樣的運動叫做“反文化”。在中國，很少有大規(guī)模的反文化運動。反文化不單單是顛覆和惡搞，它有內(nèi)在的關懷和思想、內(nèi)涵在里面，包含著對現(xiàn)狀和對主流文化的不滿。“從這個意義上看，我覺得學生們的惡搞劇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因為如果形成了主流文化的霸權，這對整個社會的健康發(fā)展不利。”

    但是中國校園里的“惡搞班劇”，最終會成為精神上的營養(yǎng)品，還是垃圾快餐呢？

    “如果學生們的惡搞一直停留在純搞笑層面，那么這些惡搞并不能留下任何東西。惡搞最終能以什么方式呈現(xiàn)，是由喜歡惡搞的這一代人去回答的。”張教授語重心長。

    學生們對于“惡搞班劇”，充滿了熱愛；而在張教授眼里，“惡搞班劇”需要的除了熱愛，還有寬容和思考。他說：“如果若干年之后，回頭再來看這些‘惡搞班劇’的發(fā)展軌跡，也許我們就看到了這個社會逐漸成熟的過程。” （蔡夢吟 蔣夢婕）